中华民族在娱乐这件事上，其实是有相当悠久的传统的，纵是一国之主莫不如外。纣王天才般的想出了酒池肉林的创意，换做今天当个酒企的品牌部头头或者选美比赛的策划绝对没问题，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烽火戏诸侯，炒作和事件营销堪堪是一把好手。这两位太过娱乐精神，以至最后都把国家玩没了。皇帝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也不遑多让，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酒足饭饱之后自然要找点乐子，两晋南北朝时名士集体嗑药，磕完集体裸奔，可算是行为艺术的鼻祖。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人非机器，岂能无乐?
娱乐是除了吃饭睡觉外，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们无时不娱乐，也无处不娱乐。普华永道预测，到2015年，全球娱乐和媒体产业的产值将达到1.9万亿美元。在美国，文化娱乐产业是美国的第二大产业，美国的娱乐业每年创造5000亿美元以上的产值，不的不承认美利坚也是个会玩爱玩的民族：美国人有1/3的时间用于娱乐，有2/3的收入用于娱乐，有1/3的土地面积用于娱乐。
是的，所有的行业都是娱乐业!
公司的本质上就是一个舞台，你要在这个舞台上，为你的客户、员工，“秀”出你要卖的东西!——《哈佛商业评论》
这是一个平台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市场里的很多产业已经失去了产业革命的可能，也早已进入了成长的平缓期，甚至是循环期。我们都知道那句用来最多吐槽时尚界的话：“什么是这一年的时尚潮流?就是把20年前流行的再拿出来而已。”商品的市场价值何在，商品的市场价值又到底有多少，慢慢的与其的娱乐指数开始相关联起来。在很多时候，娱乐化已经成为产业再一次升级的重要因素。
1998年，美国学者派恩二世和吉尔墨在《哈佛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体验经济时代来临》的文章，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随着新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产及消费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传统注重产品的实用和价格，到从情景和情感出发，更加注重感官体验和心理认同。
娱乐的本质和营销的目的是相通的。
为什么人们需要娱乐?因为娱乐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全人类对无忧无虑、不付出过多的劳动就能获取足够的需求的生活(听起来很是共产主义)都是有一致向往的，而这样的生活需要两个要件：足够的金钱和足够的时间。而营销呢，就是想方设法让你支付出这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金钱，来换取那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娱乐和营销有时就是紧紧相关，营销不娱乐怎么行?
大卫.奥格威那么多的传世名言中，我唯独欣赏这一句：“We sell，or else.”
是的，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销售。而如果不卖货，我们屁都不是。如果要卖好货，在中国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娱乐，让人浅显易懂的娱乐。
想要娱乐，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娱乐其实并不肤浅，甚至要常常要花费一番心思，甚至需要一些天赋。你的朋友圈中一定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聚会的中心，他可以将一个简单的故事讲的起承转合悬念迭起，他可以将一个普通的笑话发挥到让别人笑的前仰后合不能自己，插科打挥是他的天赋，口吐莲花是他的本能，他简直就是星爷再世。
你可能也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也并不愚笨口齿也算不上结巴，但是却是天生的冷场制造机，一个再好笑的故事从他嘴里一字一句蹦出，结果简直如温吞水一般索然无味。
我们都需要娱乐，于是我们更需要知道怎么去娱乐。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经常被人诟病只会搞笑，对此他的反驳是：“还是先搞笑吧!相声要是不搞笑那就实在是太搞笑了。”其实，想要搞笑有时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看看每年春晚被骂的狗血喷头的语言类节目就知道了，单纯的滑稽和搞笑是如此，广义上的娱乐更非那么手到擒来的活，分寸、节奏、受众、都缺一不可。
第一个把英文humor译成“幽默”的林语堂先生做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参加在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林先生说话之前，有好多长长的讲演。轮到他说话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林先生站起来说：“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听了一发愣，随后轰堂大笑。仅仅一句话，但效果出奇的好，但没有前面诸君的鼎力配合，这个包袱也甩不出来。
娱乐，就是那么简单又那么复杂的事。
中国消费者更需要娱乐
这是一个肤浅的时代，肤浅时代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娱乐化。
经济娱乐化、文化娱乐化、体育娱乐化，现在连学术和政治也有娱乐化的倾向。娱乐并不是一个崇高的词，但也绝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娱乐化正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比如电影，在人们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周末花30元钱进入电影院不图别的，只是想放松一下。在英国著名电影学者理查德·麦特白看来，好莱坞商业美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一部好电影就是一部‘值得我们花钱’的电影”。看看全球电影票房排行榜吧，前50名里有两部蝙蝠侠、三部指环王、三部星战、三部加勒比海盗、四部蜘蛛侠、八部哈利波特，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不过泰坦尼克、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寥寥几部而已。中国人爱看热闹的娱乐片，全世界人民一样爱看。
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崇拜痛苦的传统，甚至敌视快乐。压抑人性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百姓身处压抑与沉默之中。近百年连绵的战乱、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整个中国更是持续存在在不安和惶恐之中。压抑的越久，往往爆发的力量更强烈，社会学研究表明，娱乐和生存性劳动是反比的关系，当温饱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需求时，当基本的功能性需求被满足后，对于娱乐的追求自然成为人们最最迫切的愿望。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F4中，张晓刚和岳敏君的风格正好折射出了中国文化极端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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