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互联网+”概念满天飞的时候,出租车行业已经被“互联网+”闹腾得不得安宁。打车软件快速深入人心,赢得消费者欢迎,以及快速变革非常传统而又“古老”的出租车行业,无疑是“互联网+”最成功的行业典型,也是正在兴起的共享经济的典范之一。这两年,关于打车软件的风波从来没有停止过,上头条的机会此起彼伏,而且未来几年也不可能消停。从几天前义乌迈开步伐大胆改革出租车行业,一方面放开数量管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肯定打车软件等新业态,并进行积极引导。一破一立,赢得社会广泛点赞,风暴中的交通部也表态支持肯定,一时间,行业变革的缺口似乎就此打开。但是,别急着高兴,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报道:“出行市场变化引发天津出租车司机与专车司机冲突,双方超千人聚集,数人被打伤。为防的哥“钓鱼”,专车司机后备箱藏电棒。”
显然,“互联网+”真要革旧利益格局的命,充满艰辛,甚至充满血腥。出租车行业的问题积重难返,已经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互联网+”浪潮对于出租车行业的变革是颠覆性的,尤其是对于不劳而获的中间商,以及习惯于旧有服务思想的司机们。但是,要变革这个行业,还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毕竟,出租车行业作为一种公共服务,除了经济,还有安全,还有社会稳定。如何驾驭好这场不可能被阻挡的革命,而又能够安全平稳,是对国家和各地公共政策极大考验。旧有利益格局的打破,服务观念的改变,以及行业就业秩序的重造,新的行业规范的建立,以及人身安全机制的保障,都才刚刚开始而已。远不是市场机制能够简单而轻易地解决的。
首先,我们从出租车行业的变革案例透视一下“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众声喧哗却无人能真正说透、说清楚、说到根子里。有人说“互联网+”是一种能力,但又无法阐述得具体而明白。使得人们越来越感到“互联网+”就像练气功一般需特异功能,像绝世武功一样需要非凡的修炼。其实,所谓互联网+,应该是最普通人都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实践的。那就是当中国很快进入到10亿人同时在线,全球进入到数十亿人同时在线的新时代,人类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都开始从原先的现实空间全面转移向到网络空间。这就需各行各业因势而动,换档一下空间,以适应新形势:网络空间的信息流、资金流,主导现实空间的物流、人流,成为新常态。尤其是,在网络空间,我们可以高效率地配置原本冗余的碎片化时间、碎片化智力和碎片化资源,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趋势下,我们必须跟上或者有前瞻性地调整关系、流程与模式,固守传统模式将成为死局。
就像多少年来,出租车行业就是老老实实地运行在现实空间之中,很原始、很自然也很安逸。但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手机定位和打车软件,整个业态突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基于网络空间的信息流和资金流,快速地重组和高效地配置了人流和车流,使得人们出行的便利性和经济性,获得突破性提升。出租车行业从此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正在进行的出租车行业的“互联网+”浪潮,其好处是勿容置疑的。对于环境污染的贡献,对于车辆等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对于人们出行便利的提升,都是非互联网手段难以实现,或者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美好的这场变革真的就能顺风顺水,一气呵成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到今天,打车软件重新塑造的出租车行业新模式和新业态,以及比较清晰,但是行业变革以及新制度的建立却远非如此简单。
所以,再让我们透视一下新形势的新问题。正常时候的好处与非常时候的风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打车软件塑造的新业态下,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消费者个人安全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首先,我们看个人安全问题。打车软件最直观的变革是打车方便多了。打车难,等车烦的问题,有了非常便利的解决办法。打车软件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闲散”车辆的利用,就是目前所谓的“专车”。这是巨大社会资源的再利用。但是,这种开放性的资源利用也伴随着新的安全防范问题。打车软件造成的安全问题在全球时有发生,一经媒体放大,就有点惊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下的诸多措施可以防君子,难以有效防止犯罪分子乘虚而入。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商业模式本身,而是我们整个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尤其是网络空间背景下基于实时动态大数据的犯罪防范手段和能力的缺失。在社会治理完成“互联网+”的全面提升之前,这个潜在的威胁很难得到妥善的消除。
其次,就是社会安全问题。打车软件对于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蕴含着全新的社会动员能力。天津发生的出租车司机与专车司机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出租车司机和专车司机各有所长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网络时代剧增的新形式的社会动员能力,正常时期在我们不会觉察,非常时期却可以一鸣惊人。之前让人们见识到出租车行业特殊威力的,就是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司机罢工事件,可以轻而易举地造成整个城市的瘫痪。在打车软件的新时代,备受冲击的传统出租车司机群体如何顺利完成就业的转型,能够不出恶性事件而平安软着陆,目前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更大的挑战是,对于去中心、去层级和去封闭式管理的新的打车行业生态,如何有效驾驭新行业的潜在能力,如何建立起保证良好秩序的社会管理制度。对于多年来“懒政”惯了而思想僵化的相关政府部门,这个挑战无疑形同新的地雷。
最后,就是国家安全问题。一个国家交通系统蕴含的数据,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富有政治价值。打车软件与所有的“互联网+”模式一样,都是基于实时动态的大数据而运作。而这些实时动态的大数据,对于国家安全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在这个开放的市场中,如何建立可以有效监督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以及建立数据合理的使用规则,是当下公共政策中最紧迫的任务。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和制度,不能跟上“互联网+”的发展需要,潜在的风险和危害也将和获得的好处和价值一样,也是颠覆性的跃变。商业模式崛起了,制度能力不快速跟上,美好的“互联网+”就会成为一把利弊并存的双刃剑。
所以,在为打车软件喝彩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社会各界,各利益相关方,政府的、市场的和民众的,为新的制度设计,及时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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